《北京文化通志·西山永定河卷》：西山永定河的风土与民俗

《北京文化通志·西山永定河卷》 鞠熙 著 北京出版社(běijīngchūbǎnshè) 北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内山灵水秀、人杰地灵，有着非常丰富的(de)物质(wùzhì)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它们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。但在写作方式上，本书不囿于文化事项的边界，也不着重介绍某项(mǒuxiàng)具体遗产的来龙去脉，而是从更宏观的视野(shìyě)出发，把长时间段(shíjiānduàn)的历史传承与文化变迁放在它所处的山水环境中，着力勾勒大时代洪流中的小人物生活方式与他们的精神(jīngshén)思想史。既有山川自然之(zhī)风土，亦有社会整体之民俗，简言之，是一次“风俗史”的写作尝试。 第一章“天下之中”讲地理(dìlǐ)。站在整个东亚大陆来看，西山(shān)永定河文化带勾勒出地理板块上(shàng)第二级台阶与东部大平原的(de)交界线，东北到西南一线(yīxiàn)基本与400毫米等降雨(jiàngyǔ)线和胡焕庸线重合，扆山带海，是海洋交汇大陆的通道。几种不同文明在这里汇通，这使得一个多民族的巨大中国必然会将这里视为“中”点。事实上，所有定都北京的政权，无论其主导者是女真、蒙古、汉人(hànrén)还是满旗，都从未(cóngwèi)放弃过“天下大同”的理想，这既是“大中国”得以成立的基础，也是西山脚下皇家园林的精神追求(zhuīqiú)。从太行山(tàihángshān)下的小中国，到汇同夷夏的大中国，再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的新中国，地理与自然所提供的框架，在西山永定河激荡出千古历史的高歌。 第二章“砺山带河”讲战争(zhànzhēng)。地理格局造成了文明(wénmíng)的冲突与交融，西山永定河正处于这一历史洪流的中心，自然也(yě)就承受了更多的激荡和碰撞，甚至是(shì)长期惨烈的战争冲突。战争不仅为北京造就了幽州骑射、山后八军等历史中的英名，也留下了从长城脚下到拒马河边大量的战场遗迹。与大房山南簏久为都城不同，自圣水（今大石河）往北，山高险峻、水旱时兴，地无敷土、石多水尽，屯兵戍守和战争移民(yímín)所带来的大量人口是早期(zǎoqī)山区开发的主要动力。战争从根本上塑造了西山永定河的文化底色(dǐsè)，这不仅体现(tǐxiàn)在各种口头传统、民间文艺和生产生活方式中，也体现在性别关系、女性历史乃至当下节庆(jiéqìng)仪式之中。 第三章“大禹治水(shuǐ)”讲水利。永定河是北京当之无愧的母亲河，也是历史上有名的“浑河”“无定河”。北京地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带，降水季节分配高度不均，全年降水的80%分布在7、8两个月，这造成西山永定河地区的干旱与水灾几乎长年不断(bùduàn)。治河(zhìhé)为(wèi)王朝首工，抗旱亦生民常态，遍布各处(gèchù)的龙王庙正是这种人-水关系的具象表达。透过这些形形色色的龙王爷以及千奇百怪的龙王故事(gùshì)，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人与水的多样关系，以及为了适应这种人-水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结构(jiégòu)与集体精神(jīngshén)。生于忧患、死于安乐，西山永定河地区不算那么优越的水文(shuǐwén)条件，在考验人类意志与智慧的同时，也教会了人们(rénmen)团结、协作与勇气。 第四章“耕樵栗园”讲耕作。西山(xīshān)如皇居之右胁延展而南，“磅礴数千里，林麓(línlù)苍黝，溪涧镂错，其中物产甚饶，古称(gǔchēng)神皋隩区也(yě)”。千百年来普通民众在山河之间耕种蕃育，才创造出今日所见(suǒjiàn)的(de)丰富物产与多样景观。西山之中、永定河畔，我们最早能找到的农作物是粟黍，早在距今(jùjīn)一万年前左右，东胡林(dōnghúlín)人很可能已经开始在清水河畔耕种粟黍，并由此形成一种半定居的生活方式。至今西山永定河区域内仍主要以粟、黍、高粱、玉米等旱作作物为主要种植对象，只在海淀、胡良河上游、昌平白浮泉这些泉水丰盈、地热资源丰富的地方有水稻种植。在更难开发(kāifā)的高山上，枣栗成为主要作物。而帝京繁华都会(huì)，也在近郊膏腴之处催生出(cuīshēngchū)精巧的莳花弄蔬技艺。多样的耕作不仅创造出丰富的物产，也渲染出山河之中民俗文化的主色调。 第五章“白石(báishí)乌金”讲(jiǎng)矿产(kuàngchǎn)。中国以农为本，但西山少有良田，反而是(shì)“五代同堂”的地层构造，为居住于(yú)此的人民备好了地底的馈赠。北京很早就以美玉“燕石”而闻名，房山汉白玉历来是皇室宫殿的御用品。辽代以后，官办采石地集中在大石窝，围绕白石的生产运输所形成的小(xiǎo)社会，直到21世纪初封山令后方戛然而止。另一种帝王御用的矿业制品是琉璃，至少从(cóng)元代开始，琉璃渠村已有官办琉璃窑。这种原本来自西域的建材，在西山永定河海纳百川的气度中，最终被凝练成中国民族建筑的显著标志。与帝王气度的燕石、琉璃相比，煤炭则(zé)更贴近于普通人(pǔtōngrén)生活的满面尘灰烟火色。 第六章“洞天福地”讲灵气。西山之(zhī)内有多处洞天福地，它们不仅历来被认为是灵气汇聚之所，也是帝王求雨、寻仙访道和采药炼丹的(de)(de)仙境。燕齐地区是道教信仰(xìnyǎng)的发源地，北京(běijīng)西山一带也位于早期神仙信仰的核心区域内。尤其是大房山，很早就被视为神仙往来居住的避世仙境。一代又一代的隐者道士入山修行，这并非(bìngfēi)只是文学想象，而是战火灾祸延绵纷扰的时代中人们常见的选择。那(nà)峰峦叠嶂(fēngluándiézhàng)的西山群山，和平时可能是阻绝交通的屏障，乱世中反而是避祸的桃花源。也许是西山永定河的文化品格使然，避世之人采药、讲学、著书、访仙，遨游于天地山川之间，却往往兼具心系天下众生(zhòngshēng)的责任感(zérèngǎn)。孔水洞内刻经雕像、白带山上石室藏经、遍访洞天为民祈雨，历代进山访道的人们，不仅为这片土地注入(zhùrù)了超越性的文化品格，同时也借神仙之名，为我们今天留下了自然与文化的宝贵遗产(yíchǎn)。 第七章“西方乐土(lètǔ)”讲宗教。西山多寺，历来为文人所称道，其中又尤以佛寺为最。汉末时佛教僧人开始进入京西山区，他们中有些接管(jiēguǎn)了汉末世家(shìjiā)大族留下的(de)基业，有的则开始在山中勉力经营，到隋唐时期僧人已对当地社会拥有强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力。佛寺结千人之社、聚千人之心，成为地方社会和皇权之间(zhījiān)的中介，这在唐代幽州已见端倪，也为以后历代(lìdài)佛教发展(fāzhǎn)绘制了背景。辽金时期，佛寺逐渐成为山区村落社会的中心。除此之外，来自(láizì)草原的政权也借助佛教的世界性，构建起跨区域、跨民族、跨国界的庞大网络。 第八章“社邑香会”讲庙会(miàohuì)。庙会在(zài)寺庙中进行，但大多(dàduō)无关僧道，千百万普通(pǔtōng)民众才是主角。如果我们将发生在寺庙中的群体性、年度性节庆仪式都视为庙会的话，那么西山永定河地区的各类庙会常常与社会组织规模有关，根据其(qí)层级关系可以分为三种：单村之会、联村走会与众村(zhòngcūn)朝山。而妙峰山，则是由北京市民、商人、学者们层垒而成的金顶。 第九章“万千生灵”讲自然。北京既是多样文明交融发展的(de)(de)(de)(de)典范，也是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大都市之一，万千生灵与千万人民一起，在(zài)山河大地上(shàng)历经漫长岁月而生生不息。这种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的状态，当然首先得益于山河互构所形成的多样性地理环境，但长期以来北京作为王朝国家的都城，中华文明以灵台囿沼和鱼藻之乐为最高理想的政治意识形态，也是造成生态平衡与环境友好的重要原因。 作为一以贯之的(de)主旨，本书的写作立场可以用以下八个字来概括：山河(shānhé)永固，人民万岁。 （作者(zuòzhě)为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）